盛宣怀（1844-1916）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其一生中创办并主持了多个实业公司，产生了大量的档案，盛宣怀对自己形成的档案情有独钟，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档案收藏情结贯穿其一生之中，并使得浩如烟海的盛档留存至今。我们对现存的盛宣怀档案进行了详细调查，梳理了近百年盛宣怀档案的编纂成果并对盛宣怀档案编纂成果的编纂体例和加工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当前的历史档案编纂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1盛宣怀档案的构成及现存状况

1.1盛宣怀档案的构成

盛宣怀档案是盛宣怀家族自1850年至1936年的纪录，有盛宣怀父亲盛康形成的档案材料，盛宣怀生平保存的档案材料，以及盛宣怀去世后盛氏家族二十年的档案资料。

盛宣怀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和保存，因其特殊的身份条件——创立中国第一个电报局，使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官方电报文书。盛宣怀将电报局来往的电报均做了副本进行保留，使得盛档记载的部分内容的完整性甚至超过了官方档案。正是由于盛氏将每一份电报、每一件函件、每一份奏稿、每一本账目甚至每一份宴客菜单都悉数保存起来，才最终将17万件、1亿多字的盛档留给了后人，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原始资料去窥探这一著名的官僚资本家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

1.2盛宣怀档案的现存状况

盛宣怀晚年定居上海，将盛档保存在盛家祠堂，后将档案捐给了张元济所开的合众图书馆。1949年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因而目前上海图书馆是盛档保存的主要场所。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也保存有部分的盛档。

1.2.1上海图书馆。现存的盛宣怀档案基本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盛档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盛宣怀在世的26106天内所收藏的仅在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档案就达178633件，1亿多字，日均保存6.8件。盛宣怀本人自1870年入李鸿章幕僚后，事无巨细记录自己的生活、工作，从未间断，他几乎将所有日记、文稿、信札、账册以及来信、来电、来文等保存下来。这些文档随盛宣怀本人辗转南北到处漂泊。晚年盛宣怀定居上海，“盛档”随其主人来到上海安置在盛氏祠堂内。1930年代末，盛氏后人将大部分档案捐给了张元济等人创办的上海合众图书馆。1949年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如此丰富的盛档，已经起到“纠史之偏，补史之阙”的功效。

2006年12月上海图书馆开始了对盛宣怀档案的全文扫描工作，为盛宣怀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2008年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全文数据库正式开通。

1.2.2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藏有盛宣怀的亲笔函电、条陈等稿件，并藏有盛宣怀与朋僚的函电稿，这些档案多达数万件。相对大陆的状况，香港中文大学整理出版盛宣怀档案资料成为90年代以来盛宣怀研究领域最引人瞩目的成果。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自1983年开始典藏盛宣怀家传文献——《愚斋往来函电书稿》。王尔敏先生对香港中文大学典藏的这部分盛档资料的评价是：“溯考本资料之遗存至今，实出以盛宣怀之生平珍视。盛氏资料散至各地者甚多。而中文大学所得者，乃盛宣怀留于身边自藏备用之私人稿件。就盛氏观点而言，是即其生平心血所集之文献。”[1]

2盛宣怀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

盛档的编纂可以分为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盛氏离世前后编纂的早期刊布期（1949年之前）；第二个时期为盛档编纂的专题研究期（1960-2008年），由于大陆的特殊历史政治环境导致1949-1960年为盛档编纂的空白期；第三个时期为盛档编纂的网络开放期（2008年之后）。

2.1盛宣怀档案编纂早期刊布期（1949年之前）

盛宣怀晚年让其幕僚吕景端等人就开始着手编辑盛宣怀一生的书函等档案资料，原本计划编成盛宣怀全集，并分奏议、电报、书函、公牍4类。1916年盛宣怀离世时，奏稿23卷已经编成，编辑工作在盛氏离世后仍在继续，1939年“思补楼藏版”《愚斋存稿》排印本问世，1942年有北京“修绠堂书店”重印本。《愚斋存稿》共100卷，1-20卷为奏疏，21-23卷为电奏，24-100卷为电报。所涉及大部分内容是盛宣怀的洋务活动和外交文件。书后附有《愚斋东游日记》1卷。

这一时期的盛档编纂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收录档案不全面。《愚斋存稿》的收录内容并不全面：一则《愚斋存稿》仅收录了盛宣怀自1896至1911年的活动资料，且许多盛氏后人认为有碍盛氏官声、私德的都未收入或做了部分删改；二则《愚斋存稿》只收录了盛宣怀的“手稿”，只有盛宣怀发出的信件，而别人写给盛宣怀或发给盛宣怀的电报并未列入其中。

二是编纂成果未按专题进行编排。《愚斋存稿》将盛氏发出的信件电报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排列，并未按照专题内容进行分类。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盛氏的研究——这一时期大陆历史学界以“《愚斋存稿》等原始资料为依据，将盛宣怀作为以历史人物进行学术性的专论研究迄1949年一篇也没有。”[2]

这一时期，对盛宣怀档案进行编纂的人员比较单一——主要源于盛氏的幕僚；对盛档的印刷方式也比较简单，主要是采取木板印刷等比较古老的方式。早期刊布期对盛档的编纂，无论在人员上，还是技术上都有一定的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前人的努力，为以后盛档的编纂铺垫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书店1987年重新木板印刷了《愚斋存稿》，全套共六函六十册，以十六开线装版出版发行。

2.2盛宣怀档案编纂的专题研究期（1960-2008）

继1960年由邵循正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出版了《盛宣怀未刊信稿》后，盛宣怀档案编纂工作进入到了专题研究期。《盛宣怀未刊信稿》“不仅是对函稿重要内容的介绍，同时也是一篇盛宣怀研究的概括提纲。”[3]

1979年至2002年间，由陈旭麓、顾延龙、汪熙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专题形式出版了一系列盛档编纂成果。该专题以盛氏主持的荆门矿务局、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银行为专题，并以盛氏所处的前后历史背景及参与的事件——辛亥革命、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为专题进行了档案的整理和编纂。由于受大陆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几部盛档编纂成果都或多或少地渗入了现实的政治因素。如《辛亥革命前后》第五部分关于“二次革命”的编者按中，编者有这样一段的陈述：“本节所辑录的资料证明，盛宣怀就是当时爬上来帮助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党人的一只凶恶‘落水狗’。”[4]

台湾历史学界对香港中文大学典藏的盛宣怀档案进行了编纂出版，有以盛宣怀来往函电为主要内容，如《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电稿》和《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也有盛宣怀参与其中的档案资料汇编，如《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

此外，由于盛氏主持的汉冶萍公司历时较长（1898年—194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经济系分别以盛氏所主持的汉冶萍公司为专题出版了两部汉冶萍档案史料汇编。

这一时期的盛档编纂呈现出了盛大开放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盛档编纂特点主要如下：

第一，编纂内容趋于专题化。这一时期的盛档编纂成品以专题形式出版的较多，如大陆陈旭麓主编的一系列以专题命名的盛档编纂成果，台湾学者王尔敏主编的《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以盛氏经营实业的类型进行了编纂，共分为轮船、电报、铁路、煤铁厂矿以及纺织五个部分，每个部分按时间进行编排。专题化的编纂方式有利于史学研究者的使用、促进了对盛氏以及近代史的研究进展。

第二，加入了编纂者对盛档的点校加工。早期刊布期的编纂基本上沿袭了原有文书的样式——抬头、侧书、上下款及并书都保留在内。这一时期的盛档编纂成品都加入了编纂者对盛档的适当点校加工，不仅进行了标点、分段和标题的拟定，还对个别重名、漏字、衍文处加以注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盛档编纂不仅提高了对编纂者的要求，也提高了编纂成果的可读性。

第三，编纂团队逐步壮大。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共同组成了这一时期的编纂团队。香港中文大学所典藏的盛档基本上全部付诸公开；大陆所藏盛档数量浩瀚，虽然有十余部盛档编纂成果出版，但仍未穷尽盛档的所有内容。因而顾廷龙先生曾指出“要用现代化手段开发盛档，速战速决。”[5]

2.3盛宣怀档案编纂的网络开放期（2008年以后）

上海图书馆编纂出版盛档精品档案汇编《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之后，对盛档开放的要求越来越迫切。“2007年3月，上海成立了盛宣怀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上海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26名史学专家成为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他们将就盛宣怀家族史、盛宣怀与赈灾、盛宣怀与铁路、盛宣怀与近代教育、盛宣怀与西学、盛宣怀与晚清官场等课题，进行研究。”[6]

2008年上海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展出了以“珍藏密档——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展”，并在同一时期开通了盛宣怀档案全文数据库。该展览从16万余件盛档中找出156件珍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盛档所涉及的内容，本次展览还在“上图网上展览”同步展出。上海图书馆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上下）。2008年8月，盛档的全文扫描工作全部完成，盛档网上全文查询系统可查阅档案达到78.7万拍。盛档的网络开放对国内外研究盛氏及这一历史时期的学者们无疑是重大的好消息。但此次盛档数据库的开放仅限于上海图书馆局域网，无法使海内外研究者更便捷地利用到盛档。

3盛档的编纂体例与加工方法

由于盛档的编纂人员并非档案部门人员，所以其编纂成果体现出不少与档案部门编纂成果的不同之处，足可为我们参考借鉴。

3.1盛档的编纂体例

3.1.1排印出版。排印出版的形式是将档案原有内容进行转录，保留了原有的抬头、侧书、上下款等格式，但并未进行点校加工。《愚斋存稿初刊》与《盛宣怀日记》便是以这种形式编纂出版的。《愚斋存稿初刊》以木板印刷的形式保留了原《愚斋存稿》的格式，每一卷附有目录，保留了原有的抬头、侧书等原文格式。《盛宣怀日记》将原记录的形式，抬头、侧书等原文格式一一保留下来。这两部盛档编纂成果反映了较早的盛档编纂类型，即仅进行转录，并不做细致加工。这两部编纂成果没有句读、未加入编者的注释和导语。

3.1.2著录原文。将盛档原文著录下来，一般对原文中缺字、漏字、错字等也著录不误，保证了盛档的原始性。但由于盛氏字迹潦草，且历经多年后档案与案件有残缺、破损之处，因而这种编纂体例加大了编纂人员的工作任务。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以及王尔敏、吴伦霓霞主编的《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和《盛宣怀实业函电稿》均是采用文字形式编纂的。以上编纂成品加入了编者精心的考订结果，如陈旭麓主编的成果中：编者拟定了文稿的标题，标注出时间和地点；将原件中历纪年转化为公历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标于标题后；对资料原有的夹注、旁注和批语，置于括号内表示；对个别不众所周知的任务进行注释介绍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对应用编纂成果进行研究提供了极大地便利，促进了以盛档为基础的专题性研究工作。

3.1.3图文对照。图文对照的编纂体例是在盛档影印的前后附上释文，更加有利于读者的阅读与研究，还保证了盛档的原始性，有助于研究者自行进行校勘。

目前出版的图文对照形式的盛档编纂成果仅有两部——《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均为上海图书馆主编的精品盛档编纂成果。我们以《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为例，其按原色原样影印了当时名流孙中山、李鸿章、张之洞等70余人与盛宣怀往来或与之相关的亲笔书信札百余通。在信札前附上了与盛宣怀书信作者的小传、照片及对信札内容原件的提要等相关资料。这些书信以作者的生卒先后顺序为次，内容涉及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珍贵信札。

3.2盛档的加工方法

3.2.1标题的拟定。盛档编纂成果每件档案均有编者拟定的标题。《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和《盛宣怀实业函电稿》由于选用档案大部分为函件、奏稿、电稿及朋僚来函，因而标题的拟定较为统一，即以“庄畹玉至盛宣怀的函”或“盛宣怀上李鸿章禀”为题名进行拟定，编纂成果按档案的形成年代排序。《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则区别于上述两本成果。《选辑》中选用的函件、奏稿、电稿等也以“庄畹玉至盛宣怀的函”或“盛宣怀上李鸿章禀”为拟定方式，但为区别例如“盛宣怀上李鸿章禀”类型奏稿较多的问题，会将该件档案的发件时间记于标题下面。对于原件中无发件时间的、无发件地点的或无收件人姓名的，编者尽可能的作了考订。选用档案中少数原件中有标题，如合同、说帖，编者沿用了原标题。

3.2.2内容的校勘。内容的校勘主要是对盛档中的错字、缺字、漏字、不能辨认或是难以确定的字等处用特殊符号进行标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采用了统一的校勘格式；《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与《盛宣怀实业函电稿》的校勘格式则非常简单，仅对缺漏之处以“□”作为替代。可见，大陆地区对盛档校勘的认定核实要优于香港地区对盛档的校勘。

3.2.3编排顺序。盛档的数量众多，因而多数盛档编纂成品的编排顺序选用了首先进行专题分类，后以发文的时间顺序为线。《辛亥革命前后》按清末腐朽政情、关于四川保路运动、关于武昌起义、关于汉冶萍公司问题、关于二次革命、盛宣怀的匿产复产活动六个专题进行分类，再按照时间进行档案资料排序。《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以轮船航运、电报、铁路、煤铁厂矿和纺织五个部分进行专题分类，再以时间顺序排序档案资料。此外，还有以档案的文种为排序方式的盛档编纂成品。如《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的《汉冶萍公司》分为文稿和电稿两部分，再各按时间顺序编排。

3.2.4辅文的撰写。盛档编纂成果辅文的撰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评述性材料、查考性材料和检索性材料。此处体现出编纂人员的学术水平，不仅仅体现为简单的著录、标点，更多地体现为对背景材料的撰拟，对利用者提供便利。

（1）评述性材料。《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有对人物的注释，如《甲午中日战争》中“曾鉴，字焕如，四川华阳人，时任法部左丞”；有对官名的注释，如《辛亥革命前后》中“邮尚，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原为该部尚书”；有对文献选用的注释，如《汉冶萍公司（上）》“该份有两件，一为草稿，一为誊录稿，现用后者。”《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每一节前加上了编者按，对该部分主要历史背景加以阐述，并加入了编纂人员对事件的认识及评论。

（2）查考性材料。为了有助于读者对汇编内档案文献内容和形式的了解，《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附有插图，有照片和原文影印两种形式。《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附有文献的外形特征，每件影印的档案附有提要，提要有两个描述档案原件的物理要素：一是档案产生年月，按原件著录，编者不作改动；二是档案原件尺寸。

（3）检索性材料。除《盛宣怀日记》外，其他盛档编纂成果均有目录。为方便读者阅读，成果目录均为详细目录，即直接列出汇编内每一份档案文献的标题及所在页次。

纵观盛档的编纂历程，从盛氏后人的独家整理，到大陆及港台学者的共同努力；从大而全的《愚斋存稿》，到专题性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再到盛宣怀档案数据库的建立；从排印出版的编纂成果，到图文并茂的档案精品汇编，无不倾注了历史学者与图书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也证明了盛档编纂工作一直在拓展和深化。对盛宣怀档案的编纂便是对历史过程的客观揭示，会让社会对盛宣怀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更为准确的认识。